张参谋长那点事儿(斯大林为什么要罢免苏联总参谋长朱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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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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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参谋长那点事儿，斯大林为什么要罢免苏联总参谋长朱可夫？
因为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战略一直有意见。斯大林担心朱可夫成天分析全局战略，会揭露出自己的重大错误。于是，他免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让他去守战局严重恶化的列宁格勒。
斯大林本打算等着列宁格勒失守后，再把朱可夫“拿下”。只要抢毙了朱可夫，就可以利用宣传机器，伪造资料，把前期战局不利的巨大责任，推给朱可失了。
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是很容易为全局战略：“背锅”的。
但朱可夫力挽狂澜，守住了列宁格勒，并稳定了北方战局。此时莫斯科又告急，斯大林又调朱可夫守莫斯科，他又守住了。才逃过这一劫。
由于朱可夫逃过了背锅，也没合适的人来背了，这“锅”当也就得斯大林背了。所以，后来的军事历史学家，都把战争爆发后，苏军几个月就损失军队500万以上，丢弃大片国土的责任归在斯大林名大。斯大林一直想甩，可“甩不掉”，只有一直背着了。
那么，斯大林犯的严重错误是哪些？这要从政治与军事角度分开来说。
斯大林犯的政治角度的错误。
一、德国在二战前，军事实力与苏联差不多。其军队规模与苏军有明显差距，但部队装备与战斗力远超过苏军，尤其是德国的军事科技当时是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基于对英法一直想干涉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认识的惯性，斯大林也想把德国的祸水引向英法，因为英法一直是压制德国崛起的主力，导致德国与英、法一直有仇，虽然德国也与沙皇俄国有仇，但毕竟苏联新政权是反沙皇的，而且新德国也不再是过去的德意志帝国。斯大林以为和德国友好、共同瓜分欧洲是可以实现的，也符合德国的利益。所以，在这张错误认识下，苏联与最危险的敌人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向德国提供大量军工必须的矿产，一起瓜分波兰和北欧，其目的是让德国的枪口对准西欧和英法。想让德国与英法两败俱伤，自己等到最后再出场。但斯大林小看了希特勒纳粹的能力，也低估了德国军事科技的水平。结果是德军打败英法，占领西欧，并没费多大力气。根本不是元气大伤，而是迅速壮大。可以说，斯大林对欧洲战争大爆发负有责任。
到1941年，德国占领了西欧，东欧，北欧一部分，接受了巨大的、完好无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基地。到此时，德国国力和德军实力已经远远超过苏军。德军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配备的坦克、大炮、飞机的数量及质量，实战检验过的新式立体战争的指挥理论、协同能力，以及强大的后勤保障……等等，都已经远非苏军可比。斯大林自己不仅帮助敌人强大，还错失了出兵的最佳时机。
二、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搞乱了苏军。列宁去逝前，并没有推荐斯大林做接班人。斯大林通过掌握克格勃特务组织，最终赢得党内斗争的生里，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斯大林废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强权下的国民经济工业化。残酷的掠夺和充公，使得社会意见很大，反弹很大（当然，要承认，斯大林的强制工业化，是为了备战，也无可厚非）。于是，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肃反，首先是军队的肃反。在肃反中，杀掉了六千多中、高级军官（这还是苏联后来承认的数据，西方一直指责苏联肃反杀害的军官高达两万多人），搞得苏军中、高层人人自危，几乎丧失战斗力。这件事，后来直接导致了苏德战争开始后，苏军的严重混乱和大量放下武器投降。这个责任，当然是要由斯大林和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来承担的，不可能推给军事將领朱可失。
当德军600万精锐突击苏联时，斯大林都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计划早已落空了，前期指挥是一片混乱。几个月中，苏军溃不成军。斯大林的政治失误，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以上这些是斯大林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是，这些锅与军事家无关，斯大林也知道把这些责任推给朱可夫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想推卸的，主要是后来战争指挥上的错误。
战争开始阶段，斯大林完全没有认识到德军的闪电战是何等迅猛，德军装备的火力何等强大，还以为是过去自己打仗时候的阵地战、争夺战。而苏军很多地方都修建了坚固的攻式，他认为德军不可能迅速突破。加上斯大林尚未意识到肃反扩大化对军队的战斗力的影响。两个因素导致斯大林对战争态势的严峻性做出了严重误判。于是，斯大林草率地做出了前线部队“一步也不准撤退、就地抵抗”的决定。事实证明：这道命令是灾难性的。大量苏军部队在火力不敌、后勤不足的情况下，不是被动地坚守抵抗、就是自杀式地向优势敌军主动出击，结果都正中德军下怀。德军一再使用空降部队和快速机动部队实施包围，空军摧毁地面防御公式，坦克集群摧枯拉朽推进，步兵随后跟进、、、，苏军部队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就被打垮了。如果不是苏联纵深巨大，人口也多，也许就无可挽回了。
苏军部队的损失在苏联高层引起巨大震动，斯大林直到此时，也还不认错。其实朱可夫不是不同意抵抗，而是反对在强大敌军攻击的时候、力量薄弱的苏军就地抵抗。他认为抵抗必须是重新组织的、能守住的、有后勤支持的抵抗。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时的斯大林已经麻木了，他已经无视苏军前线部队与德军战斗力的巨大差距。已经陷于盲目的主观蛮干！
为什么斯大林免除朱可夫总参谋长职务，派他去守列宁格勒，甩锅意图明显？理由也很明显，朱可夫是总参谋长，不是军队总司令，如果要采纳他的建议，完全可以让朱可夫兼任列宁格勒方面的守城总指挥，这样，朱可夫在调集力量守住列宁格勒上，还更具有有利条件。而且，可以兼顾南方战线。斯大林把朱可夫总参谋长免除后，德军也正好兵锋南下高加索和乌克兰，才免除了德军直接攻击莫斯科的危险，斯大林也才得喘口气。但是，南方战线继续在斯大林的错误战略指挥下，战局迅速恶化，苏军全线溃败，大片土地被占领，苏军被俘约三百万人，这个“锅”当然更是斯大林自己背。直到1942年底，德军集中力量进攻莫斯科时，原本守不住的列宁格勒并没有丢。现实非常打脸斯大林！斯林才认识到自己错了、肯定了朱可当初的意见（但嘴巴上还是不承认的），而且战争形势已经到了苏联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容不得斯大林再去考虑为自己“甩锅”的事了，决定紧急调朱可夫来指挥保卫莫斯科。
后来，对朱可夫的军事部署意见，斯大林几乎全部采纳。
朱可夫和苏军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是军校的同班同学，是苏联国内战争后才培养起来的“少壮派高级军官”的代表，资历也浅。但整个卫国战争中，这两位同学的战功是最大的，也许是巧合吧。但斯大林在战争早期，视乎都不重视这两位，没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本人是国内战争的保卫察里津的英雄，是列宁手下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导致了斯大林在后来的领袖位置上，表现得非常偏执和盲目自信。
2. 最好是男女主角都是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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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自忠将军和张治中将军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简单说一说。
张自忠是西北军的名将，张治中则是中央军的将领，两人一个属于军阀部队，一个属于中央军，有很大区别。
篇幅所限，我们就说说张自忠。
萨沙写过张自忠传。
张自忠是山东人，出生在当地大家族。他的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英年早逝。张自忠虽然幼年丧父，但家族势力很强，生活是比较富裕的。
他和普通农民子弟不同，一路求学到高中，毕业于济南法政专门学校。
当年中国人文化程度低，高中生相当于今天的本科生，张自忠是个知识分子。
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一个老师，安安稳稳渡过余生。
不过，张自忠目睹列强在中国横行，以及清末国破家亡的惨状，主动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随后有投笔从戎，进入军队。
他最初的长官叫做车震（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是一个军阀军官。有意思的是，车震碍于情面（老乡）手下张自忠，却对他丝毫不看好。
那个年代，军阀部队中都是赤贫农民子弟，靠用命打仗混口饭吃。
张自忠是个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怎么适合从军，也不可能吃得了这个苦。
然而，张自忠却不怕吃苦，不怕死，竟然站住了脚。
车震成为师长以后，将张自忠提拔为师部的参谋。
不过，军阀混战中，车震所在部队被敌人打垮，军队瓦解。
张自忠勉强突围逃亡回家，又再次投靠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
当时冯玉祥也不想收张自忠这种公子哥和知识分子，曾经拒绝他入伍。
好在张自忠身材魁梧，身高1米8几。而冯玉祥对于身材高大的士兵很有好感（他自己也是大个子），也就让他入伍。
张自忠头脑敏锐，学习能力强，加上骁勇善战，很快被冯玉祥重用。
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4年，张自忠就成为团长，变为高级军官。当时他已经加入冯玉祥部队8年之久，这个提拔并不算很快。
张自忠率部参加了一系列军阀混战，然而冯玉祥几次被敌人击败，西北军一度几乎瓦解，宋哲元成为继任领袖。
当时西北军将领诸如韩复榘、石友三、庞炳勋等人纷纷叛变或者脱离团体。
而张自忠却忠心耿耿的跟着宋哲元。
宋哲元对张自忠非常看重，给予重用，让他担任38师师长。当时西北军只剩下一个29军，师长就是最高层军官了。
张自忠是一员战将，非常擅长打硬仗。他治军严格，训练强度大，麾下官兵颇有战斗力。不过，张自忠因此也得到了一个张剥皮的外号，经常对违反军纪的士兵打军棍。
随后，在日寇入侵长城一线的长城会战中，张自忠和其他将领死守喜峰口，造成日军不小的伤亡。
虽最终也没有守住喜峰口，却也为国家民族立功，由此得到青天白日勋章。
此战后，本来控制河北省的张学良大将于学忠，无力支撑大局，被迫率部撤走。
宋哲元的29军，就成为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土皇帝。
然而，29军是一支军阀部队，从此刻开始试图保证军阀割据独立的地位，不愿意随便和日军开战，导致自己地盘和实力受损。
直到七七卢沟桥打响时，宋哲元还在尽力和日寇谈判，试图和平解决。
然而，这是日寇的缓兵之计，目的是从本土运来部队。
在这段时间，29军没有进行战前部署，也不允许中央军进入平津地区增援。
最终，日寇集结完毕，发动猛攻。29军虽拼死作战，然而已经陷入绝对的被动中。仅仅10天内，平津地区沦陷，赵登禹、佟麟阁将军殉国。
此时，张自忠作为29军代表，始终同日本人谈判。
当时战斗已经打响，他还在谈判，又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
由此，国内舆论大哗，认为张自忠是汉奸、叛徒。
当时，张自忠一度同大汉奸殷汝耕齐名（殷汝耕建立了伪政权和伪军，为日寇服务）。
报纸上这么说：殷逆汝耕，张逆自忠！
全国人民把张自忠骂的狗血喷头。
张自忠自己有苦难言！
作为战将，他当然希望和日寇决战，然而宋哲元对他有知遇之恩，29军是他的娘家，只能奉命行事。
张自忠由此失去军权，逃出北平，前往南京领罪。
好在蒋介石还是懂道理的，认为张自忠只是奉命差遣，将他暂时软禁，没有严惩。
这边，由于宋哲元一再试图保存实力，回避和日军决战。
29军官兵义愤填膺，拒绝听从宋哲元命令，各军长也纷纷脱离团体。
张自忠的59军不服从其他军官指挥，蒋介石就让张回去指挥。
张自忠率领59军脱离29军，成为听从蒋介石命令的西北军。
如果之前张自忠多少有些污点，随后就完全是民族英雄。
59军成为军阀部队中，最战功赫赫的部队，每次都用于硬仗。
他们参加了徐州会战，在临沂誓死狙击第5师团。
如果没有59军的狙击，台儿庄大捷是不可能出现的。此战59军伤亡近半，日军伤亡也不少。
张自忠因此升职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随后，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狙击第10师团，造成后者伤亡惨重。
之后，张自忠作为李宗仁第5战区主力部队，参加了包括随枣会战之类一系列大战。
李宗仁直到59军强悍，始终让他顶在最关键的战场。
在最后的枣宜会战中，10万日军攻势猛烈，枣阳一线情况极为恶劣，战局眼见就要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下定必死决心，亲自率领兵力虚弱的第74师渡过襄水，会同59军其他1万多兵力，攻击日军后路。
这是极为危险的。第74师不是抗日铁军74军，只有二三千兵力。
这点部队，深入10万日军侧后，一旦被攻击连退都退不了，是九死一生的。
但如果张自忠不发动攻击，枣阳一线的国军压力太大，第5战区就可能崩溃。
作为集团军司令，他根本没有必要亲自率部作战，派个师长即可。
但当时如此恶劣形式，张自忠为了鼓舞士气，置之死地而后生，亲自带兵上了战场。
日军后路被攻击以后，被迫抽调主力回头决战。
5月15日，日军第39师团将张自忠将军的第七十四师围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
张自忠在绝境下，坚决不撤退，率部拼到最后关头，几乎全军覆没。
眼见日军已经杀到眼皮下，部下军官苦劝张自忠撤退。
张自忠对他们怒吼：我的命是命，士兵的命就是土疙瘩吗？今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许撤退一步。
激战中，张自忠负伤5处，其中2处是致命伤。
重伤之下，他仍然持手枪肉搏，被日本兵刺刀刺中殉国。
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还去肉搏，在整个二战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张自忠最后时刻，他喃喃说道：我这样死，很好，很好。对国家，对长官，对人民，我良心平安。
日军发现张自忠战死，也极为震动，认为他是真正的军人。
日军将张自忠尸体用棺木收敛，留下由国军收殓安葬。
张将军殉国后，国府明令褒扬特予国葬，追晋陆军二级上将。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将领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亲临致祭，蒋介石更是抚棺痛哭。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2010年5月16日，重庆市举行仪式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70周年。
抗战是一场民族战争。牺牲在抗战中的军人，无论什么党派甚至是土匪、囚犯，也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4. 张作霖的母亲历史记载？
张作霖的先祖为求生路，带着家人闯了关东，最后在辽南海城安家落户。
张作霖的祖父名张发，张发有四个儿子。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
张发死后，张有财兄弟四人分家单过，张有财迁徙至海城西之小洼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村自立门户，开设了一间杂货铺。
张有财原配妻子姓邵，因染病早亡，留下一女。之后，张有财与本村一个25岁的王姓寡妇结婚，生作泰、作孚、作霖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王氏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朴实、勤劳与坚韧。
嫁给张有财的王氏，给张门生儿育女，只是希望与丈夫共同持家，过一种平淡祥和的日子。
王氏在世上度过了77个春秋，嫁入张门的52个岁月里，却经历诸多坎坷，观其一生，享清福的日子不过数年。
纵观王氏一生，她的经历固然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但张氏父子独特的性格是造成王氏一生坎坷主要因素！现分述如下：
一、丈夫嗜赌成性，赌场与人结怨死于非命，王氏以柔弱肩旁挑起家庭重担
婚后的张有财终日在外以赌为业，赌赢了就托人捎几个钱回家，赌输了就一连数月杳无音讯，不见踪影。王氏带着几个幼子艰难度日。整日混迹于赌场的张有财，最终在赌场与栾家堡子一个姓王的结仇，后被对方打死。那一年，王氏年逾50岁。
张有财横死后，王氏尽其所能为其伸冤，找来地方的“乡约”（指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代她报了案。海城县派人验尸，确认张有财是被人行凶致死，但由于家贫，王氏无力向官府诉请缉捕凶手，县衙门也就把这桩人命案束之高阁，只批了个哭主领尸掩埋，听候缉凶，就算完事。
二、丈夫离世两年后，大儿作泰英年而亡，王氏第一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相关史书上说张作泰因痨疾发作而亡，追根求源，事出有因，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时这样说道：“我的大爷和一个乡下人的太太，他们俩有关系。”太太的丈夫就到张有财哪里告状，盛怒之下的张有财趁张作泰吃饭之际，用门栓打在腰上，从此落下病根，自此以后，读了十多年书的张作泰就“病疾辍读”、“因痨疾废业”，在张有财死后两年，张作泰痨疾复发，不治而亡。张作泰死时年仅26岁，那一年，张作霖年仅16岁！26岁的张作泰的离去，足以想象给王氏的打击有多么沉重！
三、为了生计，年逾五十的王氏，第三次嫁人
那个时候，辽河下游经常发大水，张有财离世后，张家仅有的几间破草房也被大水淹没。王氏告借无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888年不得不带着孩子们投奔镇安县(即黑山县)小黑山附近她的娘家。
为娘家添了麻烦，增加了负担，王氏实不得已，可是孩子们又偏偏不作脸。作霖不事农活，整天在外游荡。其兄作孚与当地土匪、赌棍打得火热。这种局面对王氏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倍感在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为了减轻对娘家的压力，也为了让孩子长大后或多或少有点混饭的本事，王氏托人说情，先后将张作霖送到木匠铺学徒，在一家饭馆找了个卖包子的差事、置办货郎箱让其学做生意，但都无果而终。
王氏为张作霖操碎了心，见儿子在外频频生事、闯祸，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把他留在家里。后来赵家沟有个李老兽医丧妻，把王氏娶进门来，张作霖又随母亲来到李家，母亲让儿子跟继父学兽医。通过二年的学习，张作霖粗通医马术，并藉此交上了好运，期间张作霖结识了赵家庙一富户赵占元的二女儿，两人一来二去竟私订终身，在仕途上也大有长进，一路做到清军哨长的位置。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解甲归田与赵占元之次女完婚。
1900——1901年间，张作霖在岳丈赵占元的资助下，先后当上了黑山县赵家庙和北镇县中安堡一带的保险队小头目。后经不断扩充，所部已达200多人，很快成为横行辽西地区的一支最强悍的武装力量，从此开始崭露头角。而后张作霖凭着这支武装力量，受了清政府的诏安，此后又借各种手段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四、晚年的王氏两度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张作霖二哥张作孚在一次剿匪战斗中阵亡，让身心疲惫的王氏备受打击。
1912年，悲痛欲绝的王氏携张作孚的妻儿来到省城，张作霖本想在自己功成名就后，母亲能在自己身边安度晚年，也好尽儿子的一点孝心。但王氏初来省城后不久，又适逢儿媳赵氏病逝。
赵氏是王氏非常满意的儿媳妇，她的吃苦耐劳和豁达贤惠使王氏打心眼里喜欢她。可眼下儿媳妇突然先她而去，她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两次精神重创，王氏的精神越来越萎靡不振，饮食也日渐减少，于1912年旧历8月23日病逝，享年77岁。
根据母亲的遗愿，张作霖将她厚葬在辽西锦县东北，距县城78里的驿马坊，同他的结发妻子赵氏一起作伴。
王氏初为人妻，却在25岁上成了寡妇！
再次改嫁张门，为儿女、为丈夫操碎了心，中年时节目睹第二任丈夫张有财横死！
为了幼子幼女，不得已再次改嫁李门。
王氏一生三为人妻，其间目睹大儿作泰、二儿作孚、儿媳赵氏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遭遇三度在其人生中上演！
纵观王氏一生，称得上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
王氏的坚强与坚韧、一生经历的苦难、尝过的艰辛、目睹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让后人敬慕的同时，又倍感唏嘘叹息！
5. 如何评价杨宇霆这个人？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是北洋时期的三大派系之一，长期盘踞于东北三省，鼎盛时期甚至占据了京津地区和山东等地。在众多的奉系将领中，除了张作相、李景林、韩麟春和郭松龄等人外，杨宇霆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提的一位。尤其是，他在张作霖过世后与少帅张学良不睦而被对方诱杀，最终造成了奉系旧派和新派的离心离德，直接加速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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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1885年8月——1929年1月），字邻葛，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蛇山沟村人，奉系旧派的代表型人物。他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训练总监、兵工厂总办和东北政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长期掌控奉系的第三军和第四军。
1885年秋，杨宇霆出生于一户富裕的小地主家庭，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他在私塾阶段就表现得异于常人，甚至具备了过目不忘的本领，16岁时便考中了秀才。
1905年，清廷为了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更为了继续维持封建君权，慈禧太后准许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从此以后，杨宇霆开始接受新式文化的教育，还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宇霆迅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认定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帝制才能挽救中国。很快，他与于珍、邢士廉和熙洽等人成为了密友，还与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常有往来。
回国后，杨宇霆顺理成章在东北参军，一步步由排长、连长晋升为军械厂的厂长。由于头脑灵活且才能出众，他逐步在军中扬名，还赢得了“小诸葛”的外号。
1907年时，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将东北地区改立为奉天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任命徐世昌为总督。当时，驻守奉天省的第二混成旅，后来扩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出任师长。
素闻杨宇霆足智多谋，草莽出身的张作霖效仿三国时期的刘备那样礼贤下士，任命他为师参谋长，从此不断委以重任。他没有辜负重托，首先开始严厉整顿军风军纪，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得到信任和重用。
辛亥革命前夕，东北的“民主”和“共和”思想已经空前的高涨，甚至渗透进了新军之内。其中，尤其以蓝天蔚、徐敬兴和张绍曾等部最为积极，长期都秘密酝酿发动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的总督赵尔巽连夜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当得知蓝天蔚等人正在酝酿起义时，吓得差点儿脚底抹油逃入关内。此时，张作霖正在辽西一带剿匪，他敏锐地预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立即向南移动，表现出自己“忠君爱国”的决心。
终于见到赵尔巽后，张作霖假心假意地表示:
因为局势紧张而惟恐总督陷于危境，下官迫不及待率兵前来勤王。如总督认为卑职未奉命令就擅自行动的话，甘愿接受惩处！
对于这个“大大的忠臣”，赵尔巽自然欣喜若狂，立即任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扩充其军力。结果，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蓝天蔚等革命党人并没有抓住时机起兵响应武昌起义，反而被赵尔巽和张作霖等人稳住了局势。
由于一系列的“忠勇表现”，张作霖自然赢得了赵尔巽的完全信任，成功出任了关外练兵大臣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以后，他终于成为了手握实权的一方将领，一步步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东北王”。
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向来都遵守“谁强跟谁混”的原则，张作霖立刻调换效忠对象而对袁世凯表忠心，强烈支持他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1915年，张作霖被袁世凯召入北京，明确表示支持“速登大位”并建立中华帝国。等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册封为子爵和盛武将军，全面督理奉天军务兼任巡按使。
1916年，张作霖驱段芝贵离奉，从此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期间，杨宇霆也一跃成为了他的核心幕僚和左膀右臂，成为了奉军的核心人物。
1918年，占据北京的直系政府向日本秘密借款购买了大量的军火运抵秦皇岛。截获情报后，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以扩充自身实力，终于在徐树铮的配合下一举成功。
面对关内的军阀混战，张作霖再次趁火打劫，成立“援湘军”并且自任总司令，任命原陆军次长徐树铮担任了副总司令，任命杨宇霆为参谋长。不过，由于杨宇霆和徐树铮暗中勾结私自招编了4个旅的兵力，被张作霖以“勾结外援”和“内树党羽”之名撤职。
1921年，杨宇霆因为“认罪态度”良好，被张作霖重新启用，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的总督办。任职期间，他专注于奉系兵工厂的发展，为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居功至伟，真正奠定了奉系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军事优势。
1927年，凭借奉系的军事优势，张作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海陆空大元帅。为了保住既得的权位和利益，他开始与日本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系，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方面。
自然，始终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日本也希望张作霖能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以便先控制东北，再控制华北，进而占据整个中国。
为此，日本向张作霖狮子大开口，开出了一份“满蒙新五路协约”。其中规定，日本在东北地区修建五条铁路线，往北可以通到苏联，往南可以进入关内，往东可以接壤朝鲜。
张作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根本不敢答应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他正面临蒋介石的南方军队北伐而急需得到日本的支持，故而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拒绝。在杨宇霆的建议下，他采取了一种表面赞同的方式虚与委蛇，实际上却在一直借故推脱。
受此影响，日本人开始对张作霖怀恨在心，甚至产生了重新更换代理人的想法。于是，在1928年6月4日时，张作霖的奉系在北京失势，他在乘坐火车返回东北途径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18日，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秘密从天津返回东北临时主持大局。他在紧锣密鼓地操办父亲丧事的同时，立即召集了所有的奉系高层将领开会，以确定新的奉系首领。
经过数天的闭门磋商，各方终于达成了初步的意向，推举张作相为新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过，在张作相的坚辞不受下，张学良还是被最终确立为新的“东北王”，东北地区正式进入了少帅时代。
此时，杨宇霆的处境尴尬了。因为他手中没有真正的兵权，而且此前还因为郭松龄事件而与张学良结下了梁子。郭松龄曾是张学良的绝对支持者，与杨宇霆则长期不睦，为了逼迫张作霖交权还发动了兵变而被处死。
不过，初登大位的张学良此时羽翼未丰，还不想在权力过渡时期为杨宇霆交恶，担心奉系元老们联合反对自己。因此，他决定暂时摒弃前嫌，并没有立即动手的打算。
向来善于把握局势的杨宇霆在此时却昏招迭出，不仅没有及时收敛以安其心，反而时时都以长辈自居。甚至于，他还倚老卖老，不顾情面当众批评张学良的诸多缺点，规劝他戒毒、戒色。
对于杨宇霆的不识时务，张学良尽管心有不满，但考虑到稳定军心和民意，只好选择引而不发。结果，杨宇霆竟然变得更加得寸进尺，甚至胆敢自诩为是“周公辅政”，当面称呼张学良“小六子”。
加之，日本对于东北的局势也非常关心，眼见张学良背负家仇国恨而接掌东北，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嫌隙而大做文章，不断挑唆双方的矛盾。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系内部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电全国宣布:
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且改变旗帜。
这次“东北易帜”，虽然有大功于国家，使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疆域的统一。但是，奉系内部却出现了明显的反对声，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元老们居多，杨宇霆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果是其他的问题，张学良或许还能继续克制和容忍，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非常的决绝。终于，萌生了斩杀杨宇霆以绝后患的想法。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联合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共同提出，希望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当日夜，他就被帅府请去打牌，谁料刚一进门就和常荫槐一同被扣压了，还以“吞扣军饷”和“贻误戎机”的罪名被处决，史称“杨常事件”。
杨宇霆被杀时不过才44岁，从此东北的局势变得更加诡秘莫测，奉系内部的新派势力和老派势力之间更加互不信任，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当杨宇霆之死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都震惊了，就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都惋惜地表示:
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才，终为军阀制度之殉。
之后，张学良虽然旗帜鲜明地倒向了南京国民政府，而且还在日后的“中原大战”中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蒋介石取胜。但是，奉系再也没有恢复到往昔的实力，这对东北的国防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为关东军发动侵略提供了可能。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受命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竟然违心地率军撤入山海关内，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全境沦陷，甚至还被迫前去“剿匪”，从此成为了千夫所指。直到1936年12月12日，他和杨虎城通过发动“西安事变”才重新被国人所尊重。难怪，胡适会这样表示:
他不死，东北必不会丢。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随着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他遭到了对方的长期羁押，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都没有被释放。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结束威权统治，才终于结束了对张学良长达五十多年的管制措施。
事实上，张学良在枪杀杨宇霆不久后就后悔了，只好以十分优厚的待遇对待杨家的后人。即便到了晚年时期，依然还是屡屡自责，依然不能释怀此事。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载，他曾不止一次表示:
我做错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杀了杨宇霆。
假如杨宇霆没有被杀，东北的局势或许会发生变化。即便不能像胡适预言的那样“东北必不会丢”，可也绝不会完全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短短三个月时间就人地皆失。@文史不假
6. 谁有蝴蝶季所有小说啊？
《纸婚》、《纸婚2：求子记》
《婚房》
《孩奴：新妈上岗记》
《素婚》
《晨曦之雾》
《紫藤萝》
《过客，匆匆》
《良言写意》
《想入非非》
《末路相逢》
《作茧自缚》
《等待花开的日子》
《练爱纪》
《试离婚》
《距离爱情26岁》
《早安，昨日》
《可不可以这样爱》
《张参谋长那点事儿》
《浮生花事绘从容》
《练爱纪：剩女恶战毒舌男》
《隐婚》
《半婚时代》
《指末的幸福》
《火拼上上爱》
《42楼的浪漫情事》
《两只前夫一台戏》
《金龟记》
《爱在时光里流转》
《君生我已老》
《秋色连波》
《香火》
《烟花烫》
《晨曦之雾》
《终于爱情》
《素色锦年不自知》
《衾何以堪》
《遇见另外一个》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爱到忘我是幸福》
《向心公转》
《守候瞬间的永恒》
《穿过青春所有迷路的日子》
《只道是寻常》
《作茧自缚》
《美人在侧花满堂》
《被遗忘的时光》
《流离火》
《让我们将悲伤流放》
《尽在不言中》
《良言写意》
《别离歌》（全二册）
《何须执手问年华》
《听不见花落的声音》
《仰望幸福的角度》
《雪融化后是春天》
《过客匆匆》
《这么远，那么近》
《等待花开的日子》
《等待花开的日子》
《青春成灰》
《迷迭香》
《我爱安心》
《末路相逢》
《良辰讵可待》
《清宫情空》
《情人》
《寻爱上玄月》（上下）
《清宫绝恋之醉清风》
《清宫绝恋之醉清风终结篇》
《宫斗：青蔷天》（全二册）
7. 雪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越的诗篇？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当中先后创作了100多首诗词，比如《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卜算子·咏梅》和《蝶恋花·答李淑一》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这些诗词，无疑都反映了他博大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思想境界和政治胸襟。
作为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毛主席通过诗词展现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抒发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难怪，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会这样评价:
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在伟人众多的优秀诗词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这首《沁园春·雪》，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该词通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展示出了大气磅礴和旷达豪迈的意境，再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和歌颂当代英雄，抒发出了无产阶级的豪情。
本着尊重事实和崇敬伟人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详细讲述《沁园春·雪》背后的历史。为了抵制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同时声明，此文只发表于百家号、头条号和网易号，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行军和作战，终于抵达了位于陕北的吴起镇，从而取得了长征的阶段性胜利。到了1936年10月9日，随着红四方面军也成功抵达甘肃会宁地区，伟大的长征终于落下了帷幕。
红军长征途径了15个省份，翻越了20多座山脉，渡过了30多条河流，总行程2.5万里。在敌人的严防死守和围追堵截下，我们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虽然损失了许多的力量，但是却保存和锻炼了自己，实现了革命的转危为安。正如伟人评价的那样: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胜利和敌人失败的结果而结束。
虽然长征胜利了，但革命事业还远未成功，依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因为，我们尽管在名义上占据着“陕北”，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地盘只有保安、安塞和瓦窑堡这三个县的中心区域，面积狭小而且经济非常落后。
与此同时，陕北周边的张学良、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和阎锡山都在虎视眈眈。很显然，仅靠这片区域想要存活如此规模的红军是不可能的，更别提发展和壮大了。因此，只有重新开辟苏区或者扩大现有苏区才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此期间，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已经非常突出，使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但是，以蒋某人为首的国民政府却一叶障目，紧抓次要矛盾却放任主要矛盾不管，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继续集中兵力“围剿”红军。
为了摆脱困境，许多人都积极地建言献策，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今后应向汉中地区进军，或许还能有机会通过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后重新回到江西，也算是成功实现“二次长征”；也有人认为，今后应向西北地区进军，既能避开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队，还能背靠苏联获得军事援助；还有人认为，应脱离陕北贫瘠地区向山西发展，伺机在富饶的晋中和晋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为了继续“围剿”红军，蒋某人多次电话斥责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他们重新组织部队展开攻势。由于第十七路军不愿意再继续卖命，这次的主力换成了东北军，大摇大摆地进攻陕北各县，又一次铩羽而归。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我党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进行了全面剖析，史称“瓦窑堡会议”。最终，会议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我党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经过几次交手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样，也越来越不愿意“围剿”红军而任由日寇在东北和华北肆意横行。于是，张、杨都同意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结束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既然已经确定日本是最大的敌人，那向西进军和向南进军的方案都已经被逐个排除。于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东渡黄河，通过“东征”进入山西，进入华北，目标直指日寇。
但是，红军进入山西必定会危及到阎锡山的利益，他可是统治那里几十年的土皇帝。此人向来狡猾和老辣，既然会提防蒋军入晋，自然也会提防红军入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早就开始备战，甚至还摆出一副“决死到底”的姿态。
客观地说，阎锡山在统治山西期间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当时还是颇有作为的一位军阀。比如，他推行社会新风、发展基础实业、禁止男子留辫、禁止女子裹脚、兴办新式学校、修建公路铁路……。
尤其是，阎锡山格外注重兴办军工厂，建成了国内最完备的军工业设施。例如，当时最著名的西北实业公司和太原兵工厂就都在山西，不仅解决了百姓就业的问题，而且还实现了晋军的自给自足。
为了防止红军进入山西，阎锡山很早就开始进行愚民宣传，提出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的口号。由于政绩不错，他在当地的影响力显著，自然骗取了一大片的支持。
除了舆论攻势外，阎锡山调集了5个旅沿黄河布防，修筑大量的高碉和暗堡作为防线。而且，他还安排5个旅主动出击，相继进入吴堡、葭县和神木等地驻防，相当于从北面牵制了红军的兵力。最后，将18个旅的主力部队布防于大同、太原、长治和临汾等地，随时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线机动作战。
1936年1月，我党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1军团、红15军团，红28军和红30军迅速完成集结。同时，任命彭德怀担任司令员，任命叶剑英担任参谋长，任命杨尚昆担任政治部主任，伟人亲自兼任政委。
1936年2月，就在东征部队即将出发东渡黄河前，主席亲自领略了北国的雪景和绵延的山河，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沁园春·雪》。不过，由于大战在即，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首诗词的诞生。
刚刚渡河进入山西，先头部队红15军团就在蓬门战役中取得大捷，干脆利落地消灭了阎锡山的一个精锐团。关于这场战役，杨得志上将曾经这样进行回忆:
打了好长时间也没拿下来，看来敌人是相当顽强的。我心里有些着急，立即和陈赓想办法调整部署，从傍晚时继续攻击，经过大半夜的战斗才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领教了红军的战斗力，阎锡山再也不敢小觑。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大本营，他除了迅速调集部队进行反扑外，还不得不向蒋某人求援，无奈同意中央军进入山西境内。
通过几次战役后，东征部队终于打开了局面，从而开始兵分几路在晋中地区和晋南地区转战。不过，随着蒋某人派遣10个师的中央军入晋，敌我之间的力量悬殊进一步加大。
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根据东征取得的战果，主席当机立断决定结束东征撤回陕北。红军在70多天的时间里转战50多个县，一共歼灭了敌人的7个团，缴获了枪支4千多支和大炮20多门，其余弹药和补给更是不计其数。
东征过后，阎锡山在红军、中央军和日军之间左右摇摆，甚至还提出了“三个鸡蛋上面跳舞”的奇谈怪论。不过，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也有所行动，不仅大幅度减少了两军的摩擦，而且还在1936年9月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誓言“死战抗日，守卫山西的每一寸领土”。
从1936年10月到12月期间，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某，希望在国难之下抵御外辱，却连遭对方拒绝和责骂。为了逼迫二人尽快发兵，他亲自飞抵西安督战，甚至准备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离，改由自己的中央军入陕作战。
万般无奈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军只得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蒋某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我党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还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入城搜查，自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拒绝。作为前线的一名区区联队长，牟田口廉竟然下令炮击城内，遭到了第29军的奋力回击，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击败了日本侵略者。在日本天皇裕仁投降后，举国上下都热切期望和平，只有蒋某人依然还在图谋独裁和专制。
为了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主席不惧个人安危，毅然于1945年8月28日亲自飞抵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他还广泛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宣传我党的各项主张。
作为国民党的中左派人士，于右任除了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审计院长和监察院长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9月6日，他亲自设午宴招待毛伟人，席间大赞《沁园春·雪》，甚至形容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具有气吞千古的气势。
当日下午，毛主席在周恩来和王若飞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沙坪坝南开中学，专程拜访了柳亚子和张伯苓等人。由于中午时于右任刚刚提到过《沁园春·雪》，所以他在兴致盎然下挥毫书写这首词赠给了柳亚子，还谦虚地表示:
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的一首词，似与先生的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柳亚子读完这首词后，当即就盛赞不已:“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 髙如苏辛犹未能抗耳”。之后，自己也填了一首《沁园春》，还在与尹瘦石联合举办的诗画联展中展出了伟人的墨宝。第二天，他将这两首词都送到了《新华日报》，但我方考虑到政治原因而没有贸然发表伟人的那首。
客观来说，柳亚子的《沁园春》也属一篇佳作，其中的“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也颇有意境和情怀。他的词发表后，越来越多的人都迫切希望能读到伟人的那篇原词。
1945年11月14日，担任《新民报》编辑的吴祖光捷足先登，最早在副刊《西方夜谭》中抢先发表伟人的作品。只不过，当时毛主席已经在“双十协定”签署后回到了延安，自然无从得知此事。
随着《沁园春·雪》的公开面世，犹如巨石卷起千层浪，成为战后中国文坛难得的盛况。山城重庆的许多人都惊呼，原来被污蔑为“匪首”、“山大王”和“土包子”的毛公，竟然是如此胸怀大志的诗人。
蒋某人也从报上读到了这首《沁园春·雪》，虽然内心极为钦佩，但嘴上却依然不以为然。甚至于，他还询问自己的“文胆”陈布雷如何评价，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气势磅礴，气吞山河！
蒋某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通过宣传部门下达指令，要求各级党部都安排文人重新填词尔后择优发表，希望把《沁园春·雪》淹没在汪洋大海中。不过，上交作品虽然无数，但都是词不达意和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而已。
1945年12月以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陆续发表出了近30首“和词”，最先登场的是《中央日报》主笔王新命的作品。他的填词完全没有深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更加属于庸脂俗粉，尽显反动文人的本质。
当时，尚在重庆的王若飞把报刊上所有和《沁园春·雪》有关的内容都搜集起来寄往延安，伟人读后只是笑笑。但是，像黄齐生、谢觉哉和钱太微等人却展开反击，评价这些跟风之作是“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蒋某人万万没有想到，虽然毛公早已经返回延安，但他的这首诗词却留在了重庆，更留在了中国，至今读来都令人荡气回肠。文章的最后，我们一起重温这首不朽名篇《沁园春·雪》:@文史不假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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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参谋长那点事儿，斯大林为什么要罢免苏联总参谋长朱可夫？
因为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战略一直有意见。斯大林担心朱可夫成天分析全局战略，会揭露出自己的重大错误。于是，他免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让他去守战局严重恶化的列宁格勒。
斯大林本打算等着列宁格勒失守后，再把朱可夫“拿下”。只要抢毙了朱可夫，就可以利用宣传机器，伪造资料，把前期战局不利的巨大责任，推给朱可失了。
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是很容易为全局战略：“背锅”的。
但朱可夫力挽狂澜，守住了列宁格勒，并稳定了北方战局。此时莫斯科又告急，斯大林又调朱可夫守莫斯科，他又守住了。才逃过这一劫。
由于朱可夫逃过了背锅，也没合适的人来背了，这“锅”当也就得斯大林背了。所以，后来的军事历史学家，都把战争爆发后，苏军几个月就损失军队500万以上，丢弃大片国土的责任归在斯大林名大。斯大林一直想甩，可“甩不掉”，只有一直背着了。
那么，斯大林犯的严重错误是哪些？这要从政治与军事角度分开来说。
斯大林犯的政治角度的错误。
一、德国在二战前，军事实力与苏联差不多。其军队规模与苏军有明显差距，但部队装备与战斗力远超过苏军，尤其是德国的军事科技当时是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基于对英法一直想干涉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认识的惯性，斯大林也想把德国的祸水引向英法，因为英法一直是压制德国崛起的主力，导致德国与英、法一直有仇，虽然德国也与沙皇俄国有仇，但毕竟苏联新政权是反沙皇的，而且新德国也不再是过去的德意志帝国。斯大林以为和德国友好、共同瓜分欧洲是可以实现的，也符合德国的利益。所以，在这张错误认识下，苏联与最危险的敌人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向德国提供大量军工必须的矿产，一起瓜分波兰和北欧，其目的是让德国的枪口对准西欧和英法。想让德国与英法两败俱伤，自己等到最后再出场。但斯大林小看了希特勒纳粹的能力，也低估了德国军事科技的水平。结果是德军打败英法，占领西欧，并没费多大力气。根本不是元气大伤，而是迅速壮大。可以说，斯大林对欧洲战争大爆发负有责任。
到1941年，德国占领了西欧，东欧，北欧一部分，接受了巨大的、完好无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基地。到此时，德国国力和德军实力已经远远超过苏军。德军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配备的坦克、大炮、飞机的数量及质量，实战检验过的新式立体战争的指挥理论、协同能力，以及强大的后勤保障……等等，都已经远非苏军可比。斯大林自己不仅帮助敌人强大，还错失了出兵的最佳时机。
二、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搞乱了苏军。列宁去逝前，并没有推荐斯大林做接班人。斯大林通过掌握克格勃特务组织，最终赢得党内斗争的生里，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斯大林废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强权下的国民经济工业化。残酷的掠夺和充公，使得社会意见很大，反弹很大（当然，要承认，斯大林的强制工业化，是为了备战，也无可厚非）。于是，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肃反，首先是军队的肃反。在肃反中，杀掉了六千多中、高级军官（这还是苏联后来承认的数据，西方一直指责苏联肃反杀害的军官高达两万多人），搞得苏军中、高层人人自危，几乎丧失战斗力。这件事，后来直接导致了苏德战争开始后，苏军的严重混乱和大量放下武器投降。这个责任，当然是要由斯大林和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来承担的，不可能推给军事將领朱可失。
当德军600万精锐突击苏联时，斯大林都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计划早已落空了，前期指挥是一片混乱。几个月中，苏军溃不成军。斯大林的政治失误，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以上这些是斯大林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是，这些锅与军事家无关，斯大林也知道把这些责任推给朱可夫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想推卸的，主要是后来战争指挥上的错误。
战争开始阶段，斯大林完全没有认识到德军的闪电战是何等迅猛，德军装备的火力何等强大，还以为是过去自己打仗时候的阵地战、争夺战。而苏军很多地方都修建了坚固的攻式，他认为德军不可能迅速突破。加上斯大林尚未意识到肃反扩大化对军队的战斗力的影响。两个因素导致斯大林对战争态势的严峻性做出了严重误判。于是，斯大林草率地做出了前线部队“一步也不准撤退、就地抵抗”的决定。事实证明：这道命令是灾难性的。大量苏军部队在火力不敌、后勤不足的情况下，不是被动地坚守抵抗、就是自杀式地向优势敌军主动出击，结果都正中德军下怀。德军一再使用空降部队和快速机动部队实施包围，空军摧毁地面防御公式，坦克集群摧枯拉朽推进，步兵随后跟进、、、，苏军部队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就被打垮了。如果不是苏联纵深巨大，人口也多，也许就无可挽回了。
苏军部队的损失在苏联高层引起巨大震动，斯大林直到此时，也还不认错。其实朱可夫不是不同意抵抗，而是反对在强大敌军攻击的时候、力量薄弱的苏军就地抵抗。他认为抵抗必须是重新组织的、能守住的、有后勤支持的抵抗。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时的斯大林已经麻木了，他已经无视苏军前线部队与德军战斗力的巨大差距。已经陷于盲目的主观蛮干！
为什么斯大林免除朱可夫总参谋长职务，派他去守列宁格勒，甩锅意图明显？理由也很明显，朱可夫是总参谋长，不是军队总司令，如果要采纳他的建议，完全可以让朱可夫兼任列宁格勒方面的守城总指挥，这样，朱可夫在调集力量守住列宁格勒上，还更具有有利条件。而且，可以兼顾南方战线。斯大林把朱可夫总参谋长免除后，德军也正好兵锋南下高加索和乌克兰，才免除了德军直接攻击莫斯科的危险，斯大林也才得喘口气。但是，南方战线继续在斯大林的错误战略指挥下，战局迅速恶化，苏军全线溃败，大片土地被占领，苏军被俘约三百万人，这个“锅”当然更是斯大林自己背。直到1942年底，德军集中力量进攻莫斯科时，原本守不住的列宁格勒并没有丢。现实非常打脸斯大林！斯林才认识到自己错了、肯定了朱可当初的意见（但嘴巴上还是不承认的），而且战争形势已经到了苏联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容不得斯大林再去考虑为自己“甩锅”的事了，决定紧急调朱可夫来指挥保卫莫斯科。
后来，对朱可夫的军事部署意见，斯大林几乎全部采纳。
朱可夫和苏军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是军校的同班同学，是苏联国内战争后才培养起来的“少壮派高级军官”的代表，资历也浅。但整个卫国战争中，这两位同学的战功是最大的，也许是巧合吧。但斯大林在战争早期，视乎都不重视这两位，没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本人是国内战争的保卫察里津的英雄，是列宁手下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导致了斯大林在后来的领袖位置上，表现得非常偏执和盲目自信。
2. 最好是男女主角都是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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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自忠将军和张治中将军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简单说一说。
张自忠是西北军的名将，张治中则是中央军的将领，两人一个属于军阀部队，一个属于中央军，有很大区别。
篇幅所限，我们就说说张自忠。
萨沙写过张自忠传。
张自忠是山东人，出生在当地大家族。他的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英年早逝。张自忠虽然幼年丧父，但家族势力很强，生活是比较富裕的。
他和普通农民子弟不同，一路求学到高中，毕业于济南法政专门学校。
当年中国人文化程度低，高中生相当于今天的本科生，张自忠是个知识分子。
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一个老师，安安稳稳渡过余生。
不过，张自忠目睹列强在中国横行，以及清末国破家亡的惨状，主动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随后有投笔从戎，进入军队。
他最初的长官叫做车震（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是一个军阀军官。有意思的是，车震碍于情面（老乡）手下张自忠，却对他丝毫不看好。
那个年代，军阀部队中都是赤贫农民子弟，靠用命打仗混口饭吃。
张自忠是个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怎么适合从军，也不可能吃得了这个苦。
然而，张自忠却不怕吃苦，不怕死，竟然站住了脚。
车震成为师长以后，将张自忠提拔为师部的参谋。
不过，军阀混战中，车震所在部队被敌人打垮，军队瓦解。
张自忠勉强突围逃亡回家，又再次投靠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
当时冯玉祥也不想收张自忠这种公子哥和知识分子，曾经拒绝他入伍。
好在张自忠身材魁梧，身高1米8几。而冯玉祥对于身材高大的士兵很有好感（他自己也是大个子），也就让他入伍。
张自忠头脑敏锐，学习能力强，加上骁勇善战，很快被冯玉祥重用。
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4年，张自忠就成为团长，变为高级军官。当时他已经加入冯玉祥部队8年之久，这个提拔并不算很快。
张自忠率部参加了一系列军阀混战，然而冯玉祥几次被敌人击败，西北军一度几乎瓦解，宋哲元成为继任领袖。
当时西北军将领诸如韩复榘、石友三、庞炳勋等人纷纷叛变或者脱离团体。
而张自忠却忠心耿耿的跟着宋哲元。
宋哲元对张自忠非常看重，给予重用，让他担任38师师长。当时西北军只剩下一个29军，师长就是最高层军官了。
张自忠是一员战将，非常擅长打硬仗。他治军严格，训练强度大，麾下官兵颇有战斗力。不过，张自忠因此也得到了一个张剥皮的外号，经常对违反军纪的士兵打军棍。
随后，在日寇入侵长城一线的长城会战中，张自忠和其他将领死守喜峰口，造成日军不小的伤亡。
虽最终也没有守住喜峰口，却也为国家民族立功，由此得到青天白日勋章。
此战后，本来控制河北省的张学良大将于学忠，无力支撑大局，被迫率部撤走。
宋哲元的29军，就成为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土皇帝。
然而，29军是一支军阀部队，从此刻开始试图保证军阀割据独立的地位，不愿意随便和日军开战，导致自己地盘和实力受损。
直到七七卢沟桥打响时，宋哲元还在尽力和日寇谈判，试图和平解决。
然而，这是日寇的缓兵之计，目的是从本土运来部队。
在这段时间，29军没有进行战前部署，也不允许中央军进入平津地区增援。
最终，日寇集结完毕，发动猛攻。29军虽拼死作战，然而已经陷入绝对的被动中。仅仅10天内，平津地区沦陷，赵登禹、佟麟阁将军殉国。
此时，张自忠作为29军代表，始终同日本人谈判。
当时战斗已经打响，他还在谈判，又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
由此，国内舆论大哗，认为张自忠是汉奸、叛徒。
当时，张自忠一度同大汉奸殷汝耕齐名（殷汝耕建立了伪政权和伪军，为日寇服务）。
报纸上这么说：殷逆汝耕，张逆自忠！
全国人民把张自忠骂的狗血喷头。
张自忠自己有苦难言！
作为战将，他当然希望和日寇决战，然而宋哲元对他有知遇之恩，29军是他的娘家，只能奉命行事。
张自忠由此失去军权，逃出北平，前往南京领罪。
好在蒋介石还是懂道理的，认为张自忠只是奉命差遣，将他暂时软禁，没有严惩。
这边，由于宋哲元一再试图保存实力，回避和日军决战。
29军官兵义愤填膺，拒绝听从宋哲元命令，各军长也纷纷脱离团体。
张自忠的59军不服从其他军官指挥，蒋介石就让张回去指挥。
张自忠率领59军脱离29军，成为听从蒋介石命令的西北军。
如果之前张自忠多少有些污点，随后就完全是民族英雄。
59军成为军阀部队中，最战功赫赫的部队，每次都用于硬仗。
他们参加了徐州会战，在临沂誓死狙击第5师团。
如果没有59军的狙击，台儿庄大捷是不可能出现的。此战59军伤亡近半，日军伤亡也不少。
张自忠因此升职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随后，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狙击第10师团，造成后者伤亡惨重。
之后，张自忠作为李宗仁第5战区主力部队，参加了包括随枣会战之类一系列大战。
李宗仁直到59军强悍，始终让他顶在最关键的战场。
在最后的枣宜会战中，10万日军攻势猛烈，枣阳一线情况极为恶劣，战局眼见就要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下定必死决心，亲自率领兵力虚弱的第74师渡过襄水，会同59军其他1万多兵力，攻击日军后路。
这是极为危险的。第74师不是抗日铁军74军，只有二三千兵力。
这点部队，深入10万日军侧后，一旦被攻击连退都退不了，是九死一生的。
但如果张自忠不发动攻击，枣阳一线的国军压力太大，第5战区就可能崩溃。
作为集团军司令，他根本没有必要亲自率部作战，派个师长即可。
但当时如此恶劣形式，张自忠为了鼓舞士气，置之死地而后生，亲自带兵上了战场。
日军后路被攻击以后，被迫抽调主力回头决战。
5月15日，日军第39师团将张自忠将军的第七十四师围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
张自忠在绝境下，坚决不撤退，率部拼到最后关头，几乎全军覆没。
眼见日军已经杀到眼皮下，部下军官苦劝张自忠撤退。
张自忠对他们怒吼：我的命是命，士兵的命就是土疙瘩吗？今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许撤退一步。
激战中，张自忠负伤5处，其中2处是致命伤。
重伤之下，他仍然持手枪肉搏，被日本兵刺刀刺中殉国。
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还去肉搏，在整个二战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张自忠最后时刻，他喃喃说道：我这样死，很好，很好。对国家，对长官，对人民，我良心平安。
日军发现张自忠战死，也极为震动，认为他是真正的军人。
日军将张自忠尸体用棺木收敛，留下由国军收殓安葬。
张将军殉国后，国府明令褒扬特予国葬，追晋陆军二级上将。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将领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亲临致祭，蒋介石更是抚棺痛哭。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2010年5月16日，重庆市举行仪式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70周年。
抗战是一场民族战争。牺牲在抗战中的军人，无论什么党派甚至是土匪、囚犯，也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4. 张作霖的母亲历史记载？
张作霖的先祖为求生路，带着家人闯了关东，最后在辽南海城安家落户。
张作霖的祖父名张发，张发有四个儿子。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
张发死后，张有财兄弟四人分家单过，张有财迁徙至海城西之小洼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村自立门户，开设了一间杂货铺。
张有财原配妻子姓邵，因染病早亡，留下一女。之后，张有财与本村一个25岁的王姓寡妇结婚，生作泰、作孚、作霖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王氏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朴实、勤劳与坚韧。
嫁给张有财的王氏，给张门生儿育女，只是希望与丈夫共同持家，过一种平淡祥和的日子。
王氏在世上度过了77个春秋，嫁入张门的52个岁月里，却经历诸多坎坷，观其一生，享清福的日子不过数年。
纵观王氏一生，她的经历固然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但张氏父子独特的性格是造成王氏一生坎坷主要因素！现分述如下：
一、丈夫嗜赌成性，赌场与人结怨死于非命，王氏以柔弱肩旁挑起家庭重担
婚后的张有财终日在外以赌为业，赌赢了就托人捎几个钱回家，赌输了就一连数月杳无音讯，不见踪影。王氏带着几个幼子艰难度日。整日混迹于赌场的张有财，最终在赌场与栾家堡子一个姓王的结仇，后被对方打死。那一年，王氏年逾50岁。
张有财横死后，王氏尽其所能为其伸冤，找来地方的“乡约”（指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代她报了案。海城县派人验尸，确认张有财是被人行凶致死，但由于家贫，王氏无力向官府诉请缉捕凶手，县衙门也就把这桩人命案束之高阁，只批了个哭主领尸掩埋，听候缉凶，就算完事。
二、丈夫离世两年后，大儿作泰英年而亡，王氏第一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相关史书上说张作泰因痨疾发作而亡，追根求源，事出有因，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时这样说道：“我的大爷和一个乡下人的太太，他们俩有关系。”太太的丈夫就到张有财哪里告状，盛怒之下的张有财趁张作泰吃饭之际，用门栓打在腰上，从此落下病根，自此以后，读了十多年书的张作泰就“病疾辍读”、“因痨疾废业”，在张有财死后两年，张作泰痨疾复发，不治而亡。张作泰死时年仅26岁，那一年，张作霖年仅16岁！26岁的张作泰的离去，足以想象给王氏的打击有多么沉重！
三、为了生计，年逾五十的王氏，第三次嫁人
那个时候，辽河下游经常发大水，张有财离世后，张家仅有的几间破草房也被大水淹没。王氏告借无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888年不得不带着孩子们投奔镇安县(即黑山县)小黑山附近她的娘家。
为娘家添了麻烦，增加了负担，王氏实不得已，可是孩子们又偏偏不作脸。作霖不事农活，整天在外游荡。其兄作孚与当地土匪、赌棍打得火热。这种局面对王氏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倍感在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为了减轻对娘家的压力，也为了让孩子长大后或多或少有点混饭的本事，王氏托人说情，先后将张作霖送到木匠铺学徒，在一家饭馆找了个卖包子的差事、置办货郎箱让其学做生意，但都无果而终。
王氏为张作霖操碎了心，见儿子在外频频生事、闯祸，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把他留在家里。后来赵家沟有个李老兽医丧妻，把王氏娶进门来，张作霖又随母亲来到李家，母亲让儿子跟继父学兽医。通过二年的学习，张作霖粗通医马术，并藉此交上了好运，期间张作霖结识了赵家庙一富户赵占元的二女儿，两人一来二去竟私订终身，在仕途上也大有长进，一路做到清军哨长的位置。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解甲归田与赵占元之次女完婚。
1900——1901年间，张作霖在岳丈赵占元的资助下，先后当上了黑山县赵家庙和北镇县中安堡一带的保险队小头目。后经不断扩充，所部已达200多人，很快成为横行辽西地区的一支最强悍的武装力量，从此开始崭露头角。而后张作霖凭着这支武装力量，受了清政府的诏安，此后又借各种手段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四、晚年的王氏两度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张作霖二哥张作孚在一次剿匪战斗中阵亡，让身心疲惫的王氏备受打击。
1912年，悲痛欲绝的王氏携张作孚的妻儿来到省城，张作霖本想在自己功成名就后，母亲能在自己身边安度晚年，也好尽儿子的一点孝心。但王氏初来省城后不久，又适逢儿媳赵氏病逝。
赵氏是王氏非常满意的儿媳妇，她的吃苦耐劳和豁达贤惠使王氏打心眼里喜欢她。可眼下儿媳妇突然先她而去，她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两次精神重创，王氏的精神越来越萎靡不振，饮食也日渐减少，于1912年旧历8月23日病逝，享年77岁。
根据母亲的遗愿，张作霖将她厚葬在辽西锦县东北，距县城78里的驿马坊，同他的结发妻子赵氏一起作伴。
王氏初为人妻，却在25岁上成了寡妇！
再次改嫁张门，为儿女、为丈夫操碎了心，中年时节目睹第二任丈夫张有财横死！
为了幼子幼女，不得已再次改嫁李门。
王氏一生三为人妻，其间目睹大儿作泰、二儿作孚、儿媳赵氏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遭遇三度在其人生中上演！
纵观王氏一生，称得上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
王氏的坚强与坚韧、一生经历的苦难、尝过的艰辛、目睹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让后人敬慕的同时，又倍感唏嘘叹息！
5. 如何评价杨宇霆这个人？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是北洋时期的三大派系之一，长期盘踞于东北三省，鼎盛时期甚至占据了京津地区和山东等地。在众多的奉系将领中，除了张作相、李景林、韩麟春和郭松龄等人外，杨宇霆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提的一位。尤其是，他在张作霖过世后与少帅张学良不睦而被对方诱杀，最终造成了奉系旧派和新派的离心离德，直接加速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为了支持原创和抵制抄袭，本人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标识。同时声明，我的所有原创文章只发表于“百家号”和“头条号”这两个平台，而且只使用“文史不假”的网名，其余均为无耻的剽窃行为！
杨宇霆（1885年8月——1929年1月），字邻葛，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蛇山沟村人，奉系旧派的代表型人物。他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训练总监、兵工厂总办和东北政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长期掌控奉系的第三军和第四军。
1885年秋，杨宇霆出生于一户富裕的小地主家庭，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他在私塾阶段就表现得异于常人，甚至具备了过目不忘的本领，16岁时便考中了秀才。
1905年，清廷为了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更为了继续维持封建君权，慈禧太后准许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从此以后，杨宇霆开始接受新式文化的教育，还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宇霆迅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认定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帝制才能挽救中国。很快，他与于珍、邢士廉和熙洽等人成为了密友，还与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常有往来。
回国后，杨宇霆顺理成章在东北参军，一步步由排长、连长晋升为军械厂的厂长。由于头脑灵活且才能出众，他逐步在军中扬名，还赢得了“小诸葛”的外号。
1907年时，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将东北地区改立为奉天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任命徐世昌为总督。当时，驻守奉天省的第二混成旅，后来扩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出任师长。
素闻杨宇霆足智多谋，草莽出身的张作霖效仿三国时期的刘备那样礼贤下士，任命他为师参谋长，从此不断委以重任。他没有辜负重托，首先开始严厉整顿军风军纪，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得到信任和重用。
辛亥革命前夕，东北的“民主”和“共和”思想已经空前的高涨，甚至渗透进了新军之内。其中，尤其以蓝天蔚、徐敬兴和张绍曾等部最为积极，长期都秘密酝酿发动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的总督赵尔巽连夜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当得知蓝天蔚等人正在酝酿起义时，吓得差点儿脚底抹油逃入关内。此时，张作霖正在辽西一带剿匪，他敏锐地预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立即向南移动，表现出自己“忠君爱国”的决心。
终于见到赵尔巽后，张作霖假心假意地表示:
因为局势紧张而惟恐总督陷于危境，下官迫不及待率兵前来勤王。如总督认为卑职未奉命令就擅自行动的话，甘愿接受惩处！
对于这个“大大的忠臣”，赵尔巽自然欣喜若狂，立即任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扩充其军力。结果，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蓝天蔚等革命党人并没有抓住时机起兵响应武昌起义，反而被赵尔巽和张作霖等人稳住了局势。
由于一系列的“忠勇表现”，张作霖自然赢得了赵尔巽的完全信任，成功出任了关外练兵大臣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以后，他终于成为了手握实权的一方将领，一步步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东北王”。
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向来都遵守“谁强跟谁混”的原则，张作霖立刻调换效忠对象而对袁世凯表忠心，强烈支持他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1915年，张作霖被袁世凯召入北京，明确表示支持“速登大位”并建立中华帝国。等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册封为子爵和盛武将军，全面督理奉天军务兼任巡按使。
1916年，张作霖驱段芝贵离奉，从此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期间，杨宇霆也一跃成为了他的核心幕僚和左膀右臂，成为了奉军的核心人物。
1918年，占据北京的直系政府向日本秘密借款购买了大量的军火运抵秦皇岛。截获情报后，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以扩充自身实力，终于在徐树铮的配合下一举成功。
面对关内的军阀混战，张作霖再次趁火打劫，成立“援湘军”并且自任总司令，任命原陆军次长徐树铮担任了副总司令，任命杨宇霆为参谋长。不过，由于杨宇霆和徐树铮暗中勾结私自招编了4个旅的兵力，被张作霖以“勾结外援”和“内树党羽”之名撤职。
1921年，杨宇霆因为“认罪态度”良好，被张作霖重新启用，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的总督办。任职期间，他专注于奉系兵工厂的发展，为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居功至伟，真正奠定了奉系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军事优势。
1927年，凭借奉系的军事优势，张作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海陆空大元帅。为了保住既得的权位和利益，他开始与日本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系，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方面。
自然，始终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日本也希望张作霖能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以便先控制东北，再控制华北，进而占据整个中国。
为此，日本向张作霖狮子大开口，开出了一份“满蒙新五路协约”。其中规定，日本在东北地区修建五条铁路线，往北可以通到苏联，往南可以进入关内，往东可以接壤朝鲜。
张作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根本不敢答应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他正面临蒋介石的南方军队北伐而急需得到日本的支持，故而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拒绝。在杨宇霆的建议下，他采取了一种表面赞同的方式虚与委蛇，实际上却在一直借故推脱。
受此影响，日本人开始对张作霖怀恨在心，甚至产生了重新更换代理人的想法。于是，在1928年6月4日时，张作霖的奉系在北京失势，他在乘坐火车返回东北途径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18日，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秘密从天津返回东北临时主持大局。他在紧锣密鼓地操办父亲丧事的同时，立即召集了所有的奉系高层将领开会，以确定新的奉系首领。
经过数天的闭门磋商，各方终于达成了初步的意向，推举张作相为新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过，在张作相的坚辞不受下，张学良还是被最终确立为新的“东北王”，东北地区正式进入了少帅时代。
此时，杨宇霆的处境尴尬了。因为他手中没有真正的兵权，而且此前还因为郭松龄事件而与张学良结下了梁子。郭松龄曾是张学良的绝对支持者，与杨宇霆则长期不睦，为了逼迫张作霖交权还发动了兵变而被处死。
不过，初登大位的张学良此时羽翼未丰，还不想在权力过渡时期为杨宇霆交恶，担心奉系元老们联合反对自己。因此，他决定暂时摒弃前嫌，并没有立即动手的打算。
向来善于把握局势的杨宇霆在此时却昏招迭出，不仅没有及时收敛以安其心，反而时时都以长辈自居。甚至于，他还倚老卖老，不顾情面当众批评张学良的诸多缺点，规劝他戒毒、戒色。
对于杨宇霆的不识时务，张学良尽管心有不满，但考虑到稳定军心和民意，只好选择引而不发。结果，杨宇霆竟然变得更加得寸进尺，甚至胆敢自诩为是“周公辅政”，当面称呼张学良“小六子”。
加之，日本对于东北的局势也非常关心，眼见张学良背负家仇国恨而接掌东北，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嫌隙而大做文章，不断挑唆双方的矛盾。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系内部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电全国宣布:
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且改变旗帜。
这次“东北易帜”，虽然有大功于国家，使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疆域的统一。但是，奉系内部却出现了明显的反对声，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元老们居多，杨宇霆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果是其他的问题，张学良或许还能继续克制和容忍，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非常的决绝。终于，萌生了斩杀杨宇霆以绝后患的想法。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联合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共同提出，希望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当日夜，他就被帅府请去打牌，谁料刚一进门就和常荫槐一同被扣压了，还以“吞扣军饷”和“贻误戎机”的罪名被处决，史称“杨常事件”。
杨宇霆被杀时不过才44岁，从此东北的局势变得更加诡秘莫测，奉系内部的新派势力和老派势力之间更加互不信任，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当杨宇霆之死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都震惊了，就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都惋惜地表示:
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才，终为军阀制度之殉。
之后，张学良虽然旗帜鲜明地倒向了南京国民政府，而且还在日后的“中原大战”中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蒋介石取胜。但是，奉系再也没有恢复到往昔的实力，这对东北的国防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为关东军发动侵略提供了可能。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受命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竟然违心地率军撤入山海关内，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全境沦陷，甚至还被迫前去“剿匪”，从此成为了千夫所指。直到1936年12月12日，他和杨虎城通过发动“西安事变”才重新被国人所尊重。难怪，胡适会这样表示:
他不死，东北必不会丢。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随着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他遭到了对方的长期羁押，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都没有被释放。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结束威权统治，才终于结束了对张学良长达五十多年的管制措施。
事实上，张学良在枪杀杨宇霆不久后就后悔了，只好以十分优厚的待遇对待杨家的后人。即便到了晚年时期，依然还是屡屡自责，依然不能释怀此事。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载，他曾不止一次表示:
我做错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杀了杨宇霆。
假如杨宇霆没有被杀，东北的局势或许会发生变化。即便不能像胡适预言的那样“东北必不会丢”，可也绝不会完全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短短三个月时间就人地皆失。@文史不假
6. 谁有蝴蝶季所有小说啊？
《纸婚》、《纸婚2：求子记》
《婚房》
《孩奴：新妈上岗记》
《素婚》
《晨曦之雾》
《紫藤萝》
《过客，匆匆》
《良言写意》
《想入非非》
《末路相逢》
《作茧自缚》
《等待花开的日子》
《练爱纪》
《试离婚》
《距离爱情26岁》
《早安，昨日》
《可不可以这样爱》
《张参谋长那点事儿》
《浮生花事绘从容》
《练爱纪：剩女恶战毒舌男》
《隐婚》
《半婚时代》
《指末的幸福》
《火拼上上爱》
《42楼的浪漫情事》
《两只前夫一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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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生我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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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色锦年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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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青春所有迷路的日子》
《只道是寻常》
《作茧自缚》
《美人在侧花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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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悲伤流放》
《尽在不言中》
《良言写意》
《别离歌》（全二册）
《何须执手问年华》
《听不见花落的声音》
《仰望幸福的角度》
《雪融化后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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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远，那么近》
《等待花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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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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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相逢》
《良辰讵可待》
《清宫情空》
《情人》
《寻爱上玄月》（上下）
《清宫绝恋之醉清风》
《清宫绝恋之醉清风终结篇》
《宫斗：青蔷天》（全二册）
7. 雪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越的诗篇？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当中先后创作了100多首诗词，比如《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卜算子·咏梅》和《蝶恋花·答李淑一》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这些诗词，无疑都反映了他博大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思想境界和政治胸襟。
作为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毛主席通过诗词展现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抒发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难怪，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会这样评价:
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在伟人众多的优秀诗词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这首《沁园春·雪》，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该词通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展示出了大气磅礴和旷达豪迈的意境，再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和歌颂当代英雄，抒发出了无产阶级的豪情。
本着尊重事实和崇敬伟人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详细讲述《沁园春·雪》背后的历史。为了抵制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同时声明，此文只发表于百家号、头条号和网易号，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行军和作战，终于抵达了位于陕北的吴起镇，从而取得了长征的阶段性胜利。到了1936年10月9日，随着红四方面军也成功抵达甘肃会宁地区，伟大的长征终于落下了帷幕。
红军长征途径了15个省份，翻越了20多座山脉，渡过了30多条河流，总行程2.5万里。在敌人的严防死守和围追堵截下，我们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虽然损失了许多的力量，但是却保存和锻炼了自己，实现了革命的转危为安。正如伟人评价的那样: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胜利和敌人失败的结果而结束。
虽然长征胜利了，但革命事业还远未成功，依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因为，我们尽管在名义上占据着“陕北”，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地盘只有保安、安塞和瓦窑堡这三个县的中心区域，面积狭小而且经济非常落后。
与此同时，陕北周边的张学良、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和阎锡山都在虎视眈眈。很显然，仅靠这片区域想要存活如此规模的红军是不可能的，更别提发展和壮大了。因此，只有重新开辟苏区或者扩大现有苏区才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此期间，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已经非常突出，使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但是，以蒋某人为首的国民政府却一叶障目，紧抓次要矛盾却放任主要矛盾不管，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继续集中兵力“围剿”红军。
为了摆脱困境，许多人都积极地建言献策，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今后应向汉中地区进军，或许还能有机会通过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后重新回到江西，也算是成功实现“二次长征”；也有人认为，今后应向西北地区进军，既能避开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队，还能背靠苏联获得军事援助；还有人认为，应脱离陕北贫瘠地区向山西发展，伺机在富饶的晋中和晋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为了继续“围剿”红军，蒋某人多次电话斥责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他们重新组织部队展开攻势。由于第十七路军不愿意再继续卖命，这次的主力换成了东北军，大摇大摆地进攻陕北各县，又一次铩羽而归。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我党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进行了全面剖析，史称“瓦窑堡会议”。最终，会议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我党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经过几次交手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样，也越来越不愿意“围剿”红军而任由日寇在东北和华北肆意横行。于是，张、杨都同意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结束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既然已经确定日本是最大的敌人，那向西进军和向南进军的方案都已经被逐个排除。于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东渡黄河，通过“东征”进入山西，进入华北，目标直指日寇。
但是，红军进入山西必定会危及到阎锡山的利益，他可是统治那里几十年的土皇帝。此人向来狡猾和老辣，既然会提防蒋军入晋，自然也会提防红军入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早就开始备战，甚至还摆出一副“决死到底”的姿态。
客观地说，阎锡山在统治山西期间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当时还是颇有作为的一位军阀。比如，他推行社会新风、发展基础实业、禁止男子留辫、禁止女子裹脚、兴办新式学校、修建公路铁路……。
尤其是，阎锡山格外注重兴办军工厂，建成了国内最完备的军工业设施。例如，当时最著名的西北实业公司和太原兵工厂就都在山西，不仅解决了百姓就业的问题，而且还实现了晋军的自给自足。
为了防止红军进入山西，阎锡山很早就开始进行愚民宣传，提出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的口号。由于政绩不错，他在当地的影响力显著，自然骗取了一大片的支持。
除了舆论攻势外，阎锡山调集了5个旅沿黄河布防，修筑大量的高碉和暗堡作为防线。而且，他还安排5个旅主动出击，相继进入吴堡、葭县和神木等地驻防，相当于从北面牵制了红军的兵力。最后，将18个旅的主力部队布防于大同、太原、长治和临汾等地，随时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线机动作战。
1936年1月，我党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1军团、红15军团，红28军和红30军迅速完成集结。同时，任命彭德怀担任司令员，任命叶剑英担任参谋长，任命杨尚昆担任政治部主任，伟人亲自兼任政委。
1936年2月，就在东征部队即将出发东渡黄河前，主席亲自领略了北国的雪景和绵延的山河，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沁园春·雪》。不过，由于大战在即，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首诗词的诞生。
刚刚渡河进入山西，先头部队红15军团就在蓬门战役中取得大捷，干脆利落地消灭了阎锡山的一个精锐团。关于这场战役，杨得志上将曾经这样进行回忆:
打了好长时间也没拿下来，看来敌人是相当顽强的。我心里有些着急，立即和陈赓想办法调整部署，从傍晚时继续攻击，经过大半夜的战斗才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领教了红军的战斗力，阎锡山再也不敢小觑。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大本营，他除了迅速调集部队进行反扑外，还不得不向蒋某人求援，无奈同意中央军进入山西境内。
通过几次战役后，东征部队终于打开了局面，从而开始兵分几路在晋中地区和晋南地区转战。不过，随着蒋某人派遣10个师的中央军入晋，敌我之间的力量悬殊进一步加大。
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根据东征取得的战果，主席当机立断决定结束东征撤回陕北。红军在70多天的时间里转战50多个县，一共歼灭了敌人的7个团，缴获了枪支4千多支和大炮20多门，其余弹药和补给更是不计其数。
东征过后，阎锡山在红军、中央军和日军之间左右摇摆，甚至还提出了“三个鸡蛋上面跳舞”的奇谈怪论。不过，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也有所行动，不仅大幅度减少了两军的摩擦，而且还在1936年9月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誓言“死战抗日，守卫山西的每一寸领土”。
从1936年10月到12月期间，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某，希望在国难之下抵御外辱，却连遭对方拒绝和责骂。为了逼迫二人尽快发兵，他亲自飞抵西安督战，甚至准备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离，改由自己的中央军入陕作战。
万般无奈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军只得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蒋某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我党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还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入城搜查，自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拒绝。作为前线的一名区区联队长，牟田口廉竟然下令炮击城内，遭到了第29军的奋力回击，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击败了日本侵略者。在日本天皇裕仁投降后，举国上下都热切期望和平，只有蒋某人依然还在图谋独裁和专制。
为了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主席不惧个人安危，毅然于1945年8月28日亲自飞抵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他还广泛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宣传我党的各项主张。
作为国民党的中左派人士，于右任除了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审计院长和监察院长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9月6日，他亲自设午宴招待毛伟人，席间大赞《沁园春·雪》，甚至形容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具有气吞千古的气势。
当日下午，毛主席在周恩来和王若飞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沙坪坝南开中学，专程拜访了柳亚子和张伯苓等人。由于中午时于右任刚刚提到过《沁园春·雪》，所以他在兴致盎然下挥毫书写这首词赠给了柳亚子，还谦虚地表示:
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的一首词，似与先生的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柳亚子读完这首词后，当即就盛赞不已:“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 髙如苏辛犹未能抗耳”。之后，自己也填了一首《沁园春》，还在与尹瘦石联合举办的诗画联展中展出了伟人的墨宝。第二天，他将这两首词都送到了《新华日报》，但我方考虑到政治原因而没有贸然发表伟人的那首。
客观来说，柳亚子的《沁园春》也属一篇佳作，其中的“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也颇有意境和情怀。他的词发表后，越来越多的人都迫切希望能读到伟人的那篇原词。
1945年11月14日，担任《新民报》编辑的吴祖光捷足先登，最早在副刊《西方夜谭》中抢先发表伟人的作品。只不过，当时毛主席已经在“双十协定”签署后回到了延安，自然无从得知此事。
随着《沁园春·雪》的公开面世，犹如巨石卷起千层浪，成为战后中国文坛难得的盛况。山城重庆的许多人都惊呼，原来被污蔑为“匪首”、“山大王”和“土包子”的毛公，竟然是如此胸怀大志的诗人。
蒋某人也从报上读到了这首《沁园春·雪》，虽然内心极为钦佩，但嘴上却依然不以为然。甚至于，他还询问自己的“文胆”陈布雷如何评价，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气势磅礴，气吞山河！
蒋某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通过宣传部门下达指令，要求各级党部都安排文人重新填词尔后择优发表，希望把《沁园春·雪》淹没在汪洋大海中。不过，上交作品虽然无数，但都是词不达意和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而已。
1945年12月以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陆续发表出了近30首“和词”，最先登场的是《中央日报》主笔王新命的作品。他的填词完全没有深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更加属于庸脂俗粉，尽显反动文人的本质。
当时，尚在重庆的王若飞把报刊上所有和《沁园春·雪》有关的内容都搜集起来寄往延安，伟人读后只是笑笑。但是，像黄齐生、谢觉哉和钱太微等人却展开反击，评价这些跟风之作是“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蒋某人万万没有想到，虽然毛公早已经返回延安，但他的这首诗词却留在了重庆，更留在了中国，至今读来都令人荡气回肠。文章的最后，我们一起重温这首不朽名篇《沁园春·雪》:@文史不假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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